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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趣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看见  作者:柴静 书号:47077  时间:2018/9/28  字数:11414 
上一章   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    下一章 ( → )
陈法庆正在解救一只倒挂在渔网上的麻雀。

  他想解开网。母亲冲他喊:“不要放,放了又吃果子,挂在那儿还能吓吓别的。”一群村里的孩子,刚刚从地里挖野菜回来,手里拿着剪刀。不知怎么“呼啦”一下进了院子,都盯着那只麻雀。

  领头那个个子最大,说“这个好吃”伸手就去够。

  老陈一着急,把网剪破了,把鸟攥在手里,翻过身,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在脚爪上的黑色细网。一点一点。

  小孩不耐烦,伸手来抓。他一扬手,鸟飞了。

  这个细节,和他有点剃得太光的后脑勺,让我觉得他像电影里的憨人阿甘。

  他是农民,只上过六年学。一九九九年开始,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过家门口的脏水河,先到处投诉,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,再告省政府,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,最后干脆自己出钱在《人民报》打公益广告“要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,去真正关心环境”

  二〇〇六年,我见到他。能证明他富裕过的只是一辆是灰尘的奥迪。他准备卖了它,成立个环保基金会。阿甘只是电影里虚构的人物,但陈法庆有他真实的人生:漏水的房子,生病的子,明天一早得补好的渔网,身后没人跟随。村里人都说:“陈法庆给我们办了不少事。”

  我问他们:“那这七年里,村里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做?”

  “没有的。”一个矮矮壮壮的小伙子说“前年他要我们联名写个呼吁,我没写。”

  “为什么?”

  他笑一下:“忙生活,忙得很。”

  “那都是要钞票的事。”老年人磕磕烟灰“跟政府打官司,想都不要想哦。”

  “陈法庆不就在做?”

  小伙子句话:“村里人觉得他就是喜欢多管闲事。”

  “闲事?这不都是你们每个人的事么?”

  “有他做就可以啦。”

  所以他一个人做,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,告省政府没被法院受理,写给人大法工委的信没有回音。花在广告费上的钱几乎掏光他全部家产。陈法庆只说:“到钱花光的那一天,我就停下来。”有次与《半边天》的张越聊起,她说:“阿甘是看见了什么,就走过去。别的人,是看见一个目标,先订一个作战计划,然后匍匐前进,往左闪,往右躲,再个掩体…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,最后哪儿也没到达。”

  郝劲松也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,后脑勺剃光了,几乎是青的,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。

 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上午十点零三分,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。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:“审判长,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十点,被告迟到,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?”审判长看他一眼:“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。”冲书记员挥了下手。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:“北京地铁公司!北京地铁公司!”

  片刻,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,匆匆人门,在被告席上落座。

  双方目光汇的一刹那,法庭非常安静。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“不管你有多强大,包括一个国家部委,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,你是被告,我是原告,大家坐在对面,中间是法官。你和我是平等的”

  这场官司关于五钱。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,认为收这五钱不合理,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。他是个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,连个律师证都没有,以“公民”的名义打官司。

  两年多,他打了七场──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,要发票,列车员都笑了:“火车自古没有发票。”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。

  “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,但是我不愿意,”他说“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,我不一定能贏,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,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,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。”

  “钱数这么小,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。”我说。

  “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,你不抗争,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,人身权,财产权,包括土地、房屋。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,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,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,火车不开发票、偷漏税与我何干,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,有一天,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。”

  “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?”

  “看看罗莎·帕克斯,整个世界为之改变。”他说。

 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。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,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,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。那时,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,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,白人坐前排,黑人坐后排,中间是“灰色地带”黑人可以坐在“灰色地带”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,黑人必须让座。

  那天晚上人很挤,白人座位已坐,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“灰色地带”的帕克斯让座,她拒绝。

  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威胁坐在“灰色地带”的黑人让座时,其他三个黑人站了起来,唯独帕克斯倔强地坐在原位。

 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,也许她会站起来,但这次,四十二岁的她厌烦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。

  她说:“我只是讨厌屈服。”

  之后,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。

 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三百八十五天的黑人抵制公车运动,组织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·路德·金,后他得到“反种族隔离斗士”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。这场运动的结果,是一九五六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止公车上的“黑白隔离”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“民权运动之母”五十年后,在帕克斯的葬礼上,美国国务卿赖斯说:“没有她,我不可能站在这里。”

  我看马丁·路德·金传记才知道,领导民权运动时,他才二十六岁。

  为什么是一个年轻人提出了“非暴力抵抗”并且得到了响应?是什么让四万多黑人,在一年多的时间,拒绝乘坐公车以示抗议,毎一天步行外出,忍受着自己体力上的绝大付出?当三K对黑人的攻击威胁到人身安全时,以暴制暴按理说是人最本能的反应,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克西姆·X说:“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上一块掩人耳目的毯,现在我们要把它掀开。”

 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忍受着攻击、殴打、被捕、被泼上一脸的西红柿酱,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多久,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诺,他们不可能嬴得声名,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结果。科学家说:“仇恨,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,深深栖身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皮层之下。”可为什么在一九五五年,他们的选择并不是最原始的反应方式──忍气声?或者,战斗?焚烧?抢掠?破坏?一九二九年,当马丁出生的时候,美国黑人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形成,虽然有很多种族不平等的条规,但是他们享受着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。马丁可以在南方的黑人大学里,读到梭罗的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,在波士顿读博士前,已经熟悉了甘地“非暴力抵抗”的观点。

  再小一些,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,可以与白人孩子一样,从课本里读到《独立宣言》:“人人生而平等,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,其中包括生存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”

  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,他能留在原地、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,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,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。

  而二十六岁的马丁·路德·金,就是这个群体中,第一代最懂得熟练地运用这个制度的操作规则的人。

  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,这篇曾带给马丁·路德·金启发的文章,今天被收录在《美国语文》里,是不少中学生的课本,教材里这篇文章后面有三道思考题:

  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?根据梭罗的观点,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?根据梭罗的观点,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?这样的问题,提给上中学的孩子。

  二十岁的我,读的是财会专业。

  我也有政治课,但抄在本子上的,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,为了应付考试,我都背了,从来没主动问过问题,也没人需要我们参与讨论,背了标准答案就可以了,一个字也没往心里去,书的边角上抄着流行歌词。年轻的时候,是对社会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,可是我到做了记者,才去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:政治和我有什么关系?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?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?

  我采访陈丹青时,这位知名的画家从清华辞去了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导的职务,因为现行的政治和英语考试,让他招不到他想要的学生。他说:“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,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,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。”

  他给我看一个女生的画,很有莫迪里阿尼的味道,一线条可以轻盈地打人一下,他喜欢她画里“水汪汪的劲儿”这姑娘叫吴雯,想考陈的研究生,考了两年,第一年政治、英语各差一分,第二年英语差三分。她未能考上陈丹青的研究生,但同一年她被伦敦城市大学艺术系录取。我们越洋采访她,她说:“我来了伦敦就去马克思墓园看过,马克思现在给我的感觉,跟政治书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

  陈丹青其他的学生都不再考了,他说:“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、反抗、叫骂,而是──这是让我最难过的──所有人都认了。”

  “怎么叫‘认了’?”我问他。他笑了一下:“我现在随便到马路上拉一个人来,你见到这个人,就知道他认了,从很深处认了。”

  编完这期节目,老郝去游泳,说光靠目测泳池的浊度就超了标,她一扭身出来,找到前台。人家是老国企了:“我们这儿,只要进去就不退钱的。”

  “找你们馆长来。”

  “这两天机器坏了,正在修…”

  “机器坏了你们还放这么多人进去?”

  “把你的钱退你不就完了…”

  她拿手机拨通了114:“喂,请问海淀区防疫站的监督电话?”…晚上还写了博客公开此事,写到“找你们馆长来”还问读者:“你能想象我的表情么?”

  我乐了,因为老范在底下跟了个贴--“我能”

  我们这种多年压抑后发出来的维权意识可能过狠了一点儿。有一天,张洁兴致上来说要军训。大家去找他,说都这么大岁数了,能不能不军训,搞点拓展也成啊。张洁是个一直对下属比较民主的领导,也是一个无敌大好人,大概这次我和老郝太不讲究方式方法了,领导有点下不来台,问有几个人像她俩这么想,在场的人都举手。

  他说:“就没人赞成军训么?那个谁,你进来,你说。”那个谁把脚尖一踢,绷在空中:“我就喜欢在太阳底下流汗的感觉。”领导拧身出门,把门一摔:“就这么定了,训练的就是服从。”

  两天后,一群成年人穿着彩服,站在盛夏的大太阳底下练向左向右转,我扎着一块鲜红的头巾,老郝在上别朵野花,我俩吊儿郎当地站着,把军体拳打得妖风四起。半夜还要拉练,让把被子打成豆腐块背在身上,我这辈子也没这么叠过被子,破罐破摔地坐在上,被子往身后一堆,心一横等着来检查。

  连长来了:“怎么没叠?”

  我说:“不会。”

  对方没不高兴,反倒乐了:“我给你叠。”

  我不好意思了,觉得自己孩子气。张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,他只是喜欢那种整整齐齐的理想主义朝气,也只有他能容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。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篇文章,写美国有个新闻人克朗凯特,小的时候刚转学到一个学校。老师问:“二乘二等于几?”“四。”他很积极,第一次举手回答。

  “不对。应该答什么?”

  “四。”他肯定自己是对的。

  “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,想想正确答案。”女教师说。

  他站在那里,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,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,试图忍住泪水。

  下课铃声响了,教师问:“现在,你想出答案来了?”他承认没有。

  她启发他:“应该这样回答:‘四,夫人。’”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:“直到后来,这种特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出来: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…我一直在想,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,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。”

 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。

 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,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,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,起诉一年多,未果。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“进津费”、“进沪费”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。

 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,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,他称之为声援。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。一篇接一篇的追踪,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,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,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,二〇〇七年,全国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。

 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:“不在预期当中。”

  “为什么?”

  他说:“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,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。”但这次不同,如果没有结果,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。推动这一切的,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,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,还有那些买了报纸,打开电视,关注这个消息,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。

 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,叫《我只是讨厌屈服》。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,有人说:“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?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,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。”

  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:“说话,真不容易呢,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。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,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、权利…”

  还有人说:“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,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,为什么没有自信?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,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,权威是至高无上的。”

  有部电影叫《飞越疯人院》。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汉。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、服药、聊天。但他不肯。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,他建议将白天的程换到晚上进行,因为大家想看世界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。

 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:“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。”

  麦克默菲说:“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。”

 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:“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,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,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。”麦克默菲说:“这可是世界球赛,比赛结束以后,还可以改过来。”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:“这样吧,我们进行一次表决,按多数人的意见办。”麦克默菲十分赞成:“好极了!”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。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。泰伯也想举手,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,马上把手缩了回来;马蒂尼手刚举起,就停留在头顶,装着抓夫尔手放在前,两眼看着周围,等着大多数人举手,他也举。

  大家都想看球赛,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,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。

  拉奇德小姐宣布:“只有三票。对不起,不能按你的意见办。”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。

  麦克默菲说:“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?我可要进城去看球赛。谁愿意和我一起去?”

  比利不相信:“麦克,你出不去的。”

  “出不去?”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。“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。”

  比利还是不相信:“你举不起它。”

 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,手,使劲抱住那个台子,没搬起来;再一次用力,还是搬不动。他只好退下。突然,他大声叫起来:“去他妈的,我总算试过了,起码我试过了!”

 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,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。但后来他乘车时,乘务长认出了他,亲自端来饭菜,问他:“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?”

  “你靠什么赢得尊重?”我问。

  “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。”郝劲松说“权利是用来伸张的,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。”

  在“新闻调査”我采访过一个人。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,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,用了一个比较烈的词,被判诽谤罪,人狱两年。我在监狱采访他,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。

  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”

  “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,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,那篇文章叫什么…叫什么屈服…”

  “《我只是讨厌屈服》。”我说。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,说哎对,过了一会儿,说:“在那篇文章里,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,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,就只是一张纸。”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,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,脸胡须,坐在这里看着我。他进监狱后,厂子倒了,离了婚,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,没人给他送生活费,村里的人去看他,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,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,对我说:“把他换出来,把我关进去吧,我老了。”

  采访结束的时候,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。我说好。→文·冇·人·冇·书·冇·屋←

  他说:“等一下。”低了一会儿头,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,抬起来,带着笑容对着镜头:“儿子…”扭头冲我解释“我管我女儿叫儿子。”

  “儿子,你不要为爸爸担心,要好好帮助妈妈千活…”他的嘴都起来了,但他还是笑着“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,爸爸不是坏人。”

  采访的时间到了,我站起身,说:“保重身体,来方长。”

  他脸上的都在抖,但他笑着说,好。

  狱警押着他,转身走了。走到十儿米快要拐角的地方,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,我扭头看,他两只手被铐着,不能擦泪,只能仰头向天,号啕痛哭,那是从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。已经看不见他了,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。

  回来后,我们赶了一天一夜的片子。审片的时候,还来不及配音,老郝拿着稿子对着画面念解说。

  有一段是我采访他:“你后悔吗?”

  “我不后悔。”他说“因为我付出过。”

  “你还相信法律吗?”

  “不。”他说“我信仰法律。”底下该是解说了,但没有声音,我转头看老郝,她拿纸遮住脸克制着。张洁和我也红了眼睛。袁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,对张洁说:“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,还是这么感么?”

  转回头对着屏幕:“往下看。”

  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,静坐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。

  “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,为什么要抓人呢?”我问公安局长。

  “我们预见到了,所以它没有发生。”公安局长说。

  我问他:“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?”

  他说:“为了稳定。”

  “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?”

  对方沉默,这个段落结束。

  袁总说“停。”转头对我说:“你应该再往下问这样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?”

  有一天晚上,郝劲松给我打电话,说他有点沮丧。

  我给他讲了这件事,说:“你是这个人的榜样。”我差点口而出“你没有权利放弃”顿了一下,这个想法是错的,他当然有权利放弃,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,不是用来胁迫人的,我改口成“你判断要不要放弃”

  之后不久,他去了上海,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。我又一次采访他,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。没多久,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,车上他的同事问我:“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,他是反政府吧?”

  我说:“他较劲,也许也有虚荣心,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。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,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,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。”

  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:“他是剌头,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。”

  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,他在当地拆迁时,拿一个小马扎,坐在居民楼下,坐了十几天,两边煎熬,费尽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。

  “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,从现行法律来说,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,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?”我问。他想了想,说“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,我也是一个老百姓。”

  一九四六年,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:“你们要争独立,不要争自由。”

  我初看不明白。

  他解释:“你们说要争自由,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,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,给你自由而不独立,仍是奴隶。独立要不盲从,不受欺骗,不依赖门户,不依赖别人,这就是独立的精神。”

  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,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,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,双方座谈时,脸都扭到一边“剑拔弩张”

  “沟通不可能么?”我问。

  居民代表黄小山说:“政府就要建,我们就不让建。不管是谁,总说这个‘就’字,‘就’要怎么怎么着,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。”

  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示威,站在第一排,他头发是朋克式的,两边秃着,头上一丛染得像个冠花,很好认。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“就是那个黄”他在雨里浑身都抖“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”在里面待了一夜,出来他换种方式,把“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焚烧”的材料不停向各级政府递,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。

  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,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“这个人,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使劲看,目不转睛。他很真诚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不高兴的时候就骂。‘真’的人好交往,没有偏激和成见。”

  日本国土面积小,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,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,进去参观要换拖鞋,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”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‘说他“叛变”了’向着政府说话。

  他有点儿像小鱼,热锅上两边煎,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“谁也不信谁,不买账,这不行,不能光服从,也不能光对抗,那只是个姿态。得有理由,有科学依据。批评政府,这事咱理直气壮,但也得反思自己,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。”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焚烧,而是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垃圾,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,就会释放二恶英。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。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“垃圾甩干机”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水分。“我是个混子德,本来打算移民,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,这是我的地儿,我就留在这儿,死磕了。说句抒情的话吧,我在哪儿,哪儿就是中国。”

  做这些节目时,常常会有人说:“不要往下做了吧,中国不起啊。”我理解这样的担忧,老郝和我在北京美丽园小区,曾见到过烈的冲突。进小区时我吓了一跳,没见过这样的场面:整个小区挂了红色标语和支持双方的不同颜色的旗子。很晚了,马路上都是人,挥着拳头,打着标语,有人喊:“杀死雷霞。”

  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里的业主,雷霞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。她刚打赢了官司,让业主少掏物业费,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,突然撤走,停电停水。有一部分业主说是业委会打官司才造成这个后果。他们围在马路上,向雷霞叫嚷。电视镜头一对着,几十人就围上来,把手里拿的纸几乎挥到雷霞的脸上,大声喊:“剥下他们的画皮。”

  雷霞不说话,手没有架在前,也没有放在兜里,站着听。

  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:“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?我们愿意这个钱,得起,这是民意。”

  雷说:“这是一个集体,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,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。这是一个公理。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。九百多户投票,八百多户赞成,这不代表民意吗?”

  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,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,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,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“打倒业委会”业委会的杜平说:“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,而不是站在马路上。”

  但是,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。在我们的镜头里,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,有人下跪,有人游行,有人拉标语…

 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,说实话,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,不知道理性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。

  后来我发现,最终起作用的,是那些住在小区里,没有投过票,也没有反对过投票,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。

  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,渐渐加入议论,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,聚在一起开会,建立小区论坛,在公告栏里,贴出自己的意见…而这些人,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,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。

 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,他说:“以前不太感兴趣,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,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,感受比较深,也比较惭愧。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,不去搭顺风车,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,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。”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,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,一千三百七十八户,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,拄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,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,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,不再续聘原物业。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,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但它唤醒的东西,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。

  二〇〇八年,我在美国,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。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,突然说:“等一下。”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:“看,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杀,我们要去游行。”

  “你们要求什么?”

  “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。”

  我目瞪口呆:“不会吧?”他看我不信,说“你等等”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,一个年轻的家庭,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,一对老年夫,都是黑人“你们说,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?”

  “当然。”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“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,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,不是我们的。”

  “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?”

  “他的脑子是白的。”老黑人说。

 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,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,黑人的代码,是“nonhumanbeing”

  在这之前,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《民权法》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,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…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。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,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。认为一个人、一个概念、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,如果不是无知,就是智力上的懒惰。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,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。

  我问这个老黑人:“你们会选择暴力吗?”他说不会。“暴力解决不了问题,只有智慧能。”

  “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?”

  “是,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。”

  “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?”

  “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。”他说“我们有法律。”

  我们也有。

  采访郝劲松时,我问过他:“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?”

  “公民。”

  “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?”

  “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,却不傲慢,对政治表示服从,却不卑躬屈膝。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,看到弱者知道同情,看到恶知道愤怒,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。”

 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:“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?”

 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:“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。” wWw.eQuX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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